中国妇女和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本文译自In the Presence of Archival Fugitives: Chinese Women, Souvenir Images, and the 1893 Chicago World’s Fair

2019年夏天，在造访芝加哥华裔美国人博物馆（Chinese American Museum of Chicago）档案时，我在有关1893年芝加哥世界哥伦布博览会（1893 Chicago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的资料影印件中看到一张博物馆明信片。在对档案员说明理由后，我得到了这张小小的卡片纸印刷品留作纪念（图1）。它的主题很单一，就是一个坐着的妇女，黑发被分开，额头和左脸颊与背景一样白。衣服的边缘已经看不见了，尽管从无领宽袖外套和百褶裙仍然可以辨认出是晚清时期的汉族妇女服装。除扶手外，家具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坐着的人对布料、装饰丝带、鞋子或珠宝有什么特别的选择，那么画面上也看不出来。纸背印有文字“‘中国女人’”，国际服装和服饰展览，世界哥伦布博览会，芝加哥，1893年”。考虑到档案的权威性，这段文字看起来的确非常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一开始对其深信不疑。

Fig. 1. After James J. Gibson, postcard, 1893. Digital print on cardstock, 6 x 4 in. Collection of Z. Serena Qiu. Photo courtesy Z. Serena Qiu

从这幅图像开始，我确定了自己对1893年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上华人女性的视觉兴趣。我将她们在博览会上形象的生产定位于美国父权制排华性法律和帝国主义人类学的结合。我收集了十几张声称代表中国女人的摄影图片，通过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纪念活动——纪念品市场和档案——将本体论暴力（ontological violence）的物质与幻觉放大。但是，图像和文字的遮蔽也在这些图像中被复制和放大了。我把图像处理（pictorial manipulation）、文本遮蔽（textual occlusion）和有选择的档案忽视（selective archival neglect）的证据作为一种损失（loss）来处理。这种损失是双向的。这样做使我能够将照片中的女性重新规划为亡命者（fugitives）。她们有限的表现剥夺了展览、纪念品和档案的权威性。正如Laura Hyun Yi Kang谈到从损坏的资料中建立历史：“对亚裔美国女性历史的书写如何能够强调档案不是保存过去的残余，而是显示了什么才能算作可靠的历史数据？以及它们如何诱发、促成和排除对过去的某些叙述？”知识的不可挽回和系统性丧失（systematic loss）是亚裔美国人学术研究遗产的一部分，需要认真对待。

关于哥伦布博览会早期规划的新闻报道表明，人们对中国人参加博览会的前景和他们在美国的存在感存在分歧。1891年5月，《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大张旗鼓地宣布光绪皇帝已接受邀请亲自参展。两天后发表的后续文章热切地报道了中国政府对展览空间的申请，随后在夏天发表了对中国政府官员参观展览场地的赞扬。然而，这些博版面的文章同时也激起了全美国对中国商贩和游客数量增加的敌意与焦虑。

次年，为期十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将到期，该法案暂时阻止了劳动阶层的中国移民入境，并无限期地剥夺了在美中国居民的公民身份、法律保护、财产和投票权。次年5月，随着1892年《吉尔利法案》（Geary Act）通过，该移民禁令被延长了。这部法案也是联邦对日益壮大的不受欢迎的在美中国人的惩戒机制中一个重要工具：规定所有中国居民必须携带标准化的身份和居住证明，并贴上照片。不遵守规定者将被处以苦役和递解出境的惩罚。因此《吉尔利法案》所要求的中国人身份照片的可读性是其在美国存在的前提条件。这些识别性照片（identifying photographs）是一种视觉证据，具有其惩戒性使用功能，被刻上、印上和收集起来（图2）。

正如亚裔学者已经论证的那样，在博览会和《吉尔利法案》出台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出现在美国，催生出一系列法律规定，这些法规以对她们身体的检查作为规范和控制她们行为的办法。Kang追踪了19世纪中期加州白人资产阶级的恐慌凝聚，由于这种恐慌，任何在公共场合看到的中国妇女都被认为在性方面有不雅行为，是道德方面的威胁——后来对中国人移民的性别禁令被视作是对中国女性过度可见性（excessive visibility）的识别和控制。Anne Anlin Cheng重新叙述了1874年被称为“22名淫荡中国妇女案（Case of the Twenty-Two Lewd Chinese Women）”的法律事件，以及由此产生最高法院Chy Lung诉Freeman案。法律授权的目击者和围观者对她的外表进行视觉清点，反常妇女的种族化和性别化身体变得清晰可见。虽然摄影还没有被征用到排华法律执行中，但美国港口官员要求中国女性提交照片证明作为通过和登岸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政府机构对中国女性的照片赋予限制其身体活动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1875年的《版面法》（Page Law）使“中国女性”成为国家登记册上的一个可识别的身体——对其滥交和过度可见性的遏制成为公共议题。

然而，她确实通过纪念机构以其他形式存在，尽管可能是勉强的。虽然美人展迫使、宣传并试图利用参展女性的全部视觉可用性（visual availability），但这位“中国美人”被证明是不合作的。N. D. Thompson的一本流行的纪念书《梦之城》（The Dream City）描述了她的展出情况：

不知道是......美人展的发起人选择了这位女士，还是聘请了来自花国（Flowery Kingdom ）的专家来欣赏亚洲的美丽，并挑选出最美丽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小人儿（little person）对这项业务兴趣不大，因为人们经常看到她在椅子上很快睡着，对高加索男性经过她、前往房间北端的法蒂玛苏丹花房时保持冷漠。

Jewell Halligan和John McGovern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摄影作品集》（A Portfolio of Photographic Views of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也有类似报道：

中国妇女坐在美人展的某处，标有她自己那个被禁止的国家的名字。在40个高加索人面前，她楚楚动人。年轻白男人对她被称为美女嗤之以鼻，严苛的生活使中国人总是待在城市的洗衣店或者自己家里。人们几乎总能看到这个小女人在椅子上睡觉，对人们的轻视视而不见，她可能还梦见了中国男人。

两种说法都以蔑视和失望的口吻描述了“中国美人”总在睡眠中。作者们否定她的审美价值，这可能源于对她拒绝参与的报复性反应。此外，这些叙述都将“中国美人”描述为无动于衷，这说明她选择不被她的观察者所了解，这与观察者对这个中国女人的不了解是无法调和的，他们必须将自己的无知转移到她身上。作为纪念册，这些段落无意中保留了一个“中国美人”躲避接触和审视的场景。我希望并试图将她的行为解读为“拒绝为观众摆姿势”，以及她对自己的视觉呈现不感兴趣。我也无法对她进行更多的了解，她早已超出一厢情愿的解释和意义重建的范围。

不负责任的出场方式Some Unaccountable Appearances

除了透景画（diorama）中和“美人展”上的女性，第三位中国女性的形象在博览会的纪念品和档案中大量出现：我自己的明信片纪念品上的那位女性。然而，我越是试图在档案中找到她的残余存在，她就越是让我无法确信自己可以得到更多信息。她经过James J. Gibson的照相馆——他受雇为博览会工作证拍摄肖像。他通过为游客以及娱乐场劳工和表演者制作摄影纪念品肖像而获利。Gibson为这位不知名的中国女性拍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是坐姿，正如明信片所再现的那样；第二张是站姿，双手紧握，双脚隐藏，画面中没有其他物体（图6）。他的一些娱乐场主题的版画在纪念册中再次出现。向第三方出售这些肖像画是Gibson收入的主要来源。在Gibson现存的文件和博览会官员Herber De Long的剪贴簿中，有证据表明Gibson还单独出售橱柜卡（cabinet cards）以及娱乐场中单独坐姿的未装裱版画。

这位女性再次出现在一本名为《东方与西方，娱乐场的南北肖像类型》（Oriental and Occidental, Northern and Southern Portrait Types of the Midway Plaisance）画册中，该画册在博览会结束一年后由N. D. Thompson印制，因为该公司之前的娱乐场纪念册很受欢迎。《东方和西方》有一套八十张原版画。这本出版物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为每个主题赋予标题，并由世博会人类学主任、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Harvard’s Peabody Museum）馆长Frederick Ward Putnam撰写，于是这些图像得到了权威保证。在这位妇女的及腰肖像照中，她的视线将她的头引向左上方，从而展露了她服装的纹理和她的五官结构（图7）。这张照片的标题是“Ah Que. (Chinese.)”。该纪念册中华美公司的Wong Kee的肖像被Putnam错误地描述为旧金山居民，因此，再读Putnam为这位女性所作的简短传记式说明，很难令人不产生怀疑。

我还发现，这位中国女性并不像我的明信片所描述的那样，是美人展上的中国美人。事实上，根据现有的记录，她与世博会的关系根本无法说清楚。以中国美人和其他错误的标题已经复制了她的形象（她曾经还被称为“日本女人”），这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识别，并通过档案及其在学术研究和收藏品中的进一步复制而被固化。她的形象以这种形式存在，暴露出一个对中国女性的特殊性感兴趣、但对一个中国女性与另一个中国女性相区别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的系统的悖论，这最终压倒了照片作为一个承诺的可审查对象的真实性。不管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纪念册为不知情的观众勾勒出了一个中国女人的形象，她是一个被腐蚀的残影。因此，Gibson似乎完成了他作为一个肖像画家的工作，在那里，个人肖像被人类学的的目光中溶解为失去个性的、一般化的存在。

这个女性的模样与另一个幻象进一步纠缠在一起，这次是在娱乐场的中国剧院（Chinese Theater）。华美公司聘请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剧团在世博会期间在其剧院演出。按照清代戏剧（Qing-era theater）和粤剧（Cantonese opera）的惯例，女性角色由男性演员扮演——这是一个具有民族学意义（ethnographic significance）的事实，但那些关于博览会的报道对它的理解并不一致。华美印刷的戏剧节目单提供了一些导引。它的前页显示了一张半色调照片的复制品，显示了两个演员的服装；其中较高的一个站在左边，穿着一件珠宝裙，遮住了他的脚，在带有发饰的假发下，可以看到他的半髻头发（图8）。虽然节目单上有演员名单，但似乎有多个男演员被误认成妇女，并由纪念册和报告保存和延续下来。Campbell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插图史》（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和《娱乐场官方指南》（Official Guide to the Midway）都说在中国剧院遇到过“演员”。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的一篇题为“博览会上的美丽面孔（Fair Faces at the Fair）”的文章中，它展示了自己版本的美人展，戏剧节目中的一幅中国女性服装的线描图其标题为“Soo Pang, Chinese”——这是个男演员的名字，这个男演员是该节目中公主的扮演者（图9）。

像Thulstrup的许多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纪念品插图一样，图像本身不一定是来自观察，而是改编自博览会的民族学照片和纪念品。他的资料之一是中国剧院的内景，也发表在Campbell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插图史》和《芝加哥时报》中报道类型的作品集上，其中有五个着男装的男演员，他们最先提供给观众的是女性角色。与Bancroft的描述相反，似乎是以Gibson的中国女性站立画像为蓝本的，她的服装很优雅，但太过普通，与华美节目中的戏剧服装不一致。中国女性的形象已经完全脱离具体肉身，成为图像符号，在这个符号下，多个“中国女性”的身份已经融合在一起并被扩散开来。它的存在使制度化的种族和性别分类法的最终权威与主权承诺陷入根本的不确定性之中：展览、人类学学科、帝国主义摄影和我们的档案。

捕捉图像中的亡命妇女Fugitive Women within Captured Images

将哥伦布世界博览会中国女性重写成东方主义题材，将她们降为神秘和不可捉摸的符号，是一种危险。把她们的形象当作不为她们服务的历史机制的理论说明，或者当作为其他主角服务的神秘符号，也是一种危险。在另一个极端，对这些妇女的内心或肉体生活进行推测，重复她们已经遭受的暴力，也是一种误导，亦不能以救赎的方式赋予她们面对压倒性环境时的能动性。

相反，当Lisa Lowe写道：“我没有立即走向[帝国档案]的恢复和再生，而是暂停下来，思考用肯定和存在的新叙事来补充遗忘的意义”时，在伦理和方法论上的停顿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问Anne Cheng的问题，会怎么样？“在非人化的种族历史中，是否有空间来谈论一个通过粉碎性的客体来保证生存的人物？（Is there room in the dehumanizing history of race to talk about a figure whose survival is secured through crushing objecthood）”对于亚裔美国历史学家来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损失和存活（loss and survival）联系在一起，在关注残缺人格（fragmentary personhood ）的同时，不使用那些将中国女性粗暴地叫进档案馆并抹去其存在的认识论工具？用Behdad的说法，在这里可以找到哪些不受控制的多元性？是否有办法重新想象将这些人与其他在美中国女性联系在一起的痛苦的相似性——Afong Moy被限制在曼哈顿中国家具销售厅的座位上、Pwan-Ye-Koo在达盖尔照相师拍摄Barnum珍贵的 “中国家庭”时望着远方；Yut Gum静静地等待有人测量她的头和手以便在《纽约时报》上刻上插图；Anna May Wong被反复拍成赛璐珞——我们只能通过图像来哀悼她们吗？

我想再次回顾一下1874年被拘留的22名女性和寻找她们的美国亚裔学者。在她从新闻报道和法律记录中对事件进行的艰苦的历史重建中，Sucheng Chan以她自己的方式解放了这些女性。“巡回法院的裁决释放了Ah Fong，但......她的21名同伴仍被关押。我没有发现关于她们的报道。据推测，她们最终也获得了自由”。Cheng的叙述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女性的档案缺失的关注。“在审判之后，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些女性的进一步信息。没有后续的新闻报道，没有人口普查记录，没有回忆录——她们似乎已经消失在唐人街的街道上”。我在Cheng的措辞中发现——“消失在（disappeared into）”——有一种奇迹的可能性：这些中国女性

在如此长时间的侵犯性审查中幸存下来，然后消失在制度注意不到的生活中。有可能对此感到欣慰吗？

那么，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上的中国女性呢？她们被学科技术和伤害性动机的融合所俘获（拍摄）。在拥有其他名字的档案组织中寻找她们的踪迹——人类学家、博览会官员、摄影师、收藏家——迫使我承认注意力的差异。也就是说，这种对世博会上这些奇特的中国女性的复合兴趣（compounded interest ），放大了她们在世博会纪念机构中的不可逾越的匿名性（anonymity）。我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印记来跟踪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以了解她们在娱乐场之外的更广阔的生活图景。

通过Chan、Cheng和其他人开辟的可能性，我希望想象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术语和手段来认识这些女性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在未能让她们离开的档案碎片之外存在？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照片看作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腐败的存在，看作是这些女性最终逃离监视和进一步的认识论提取的一个暂停？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照片的过度负担解读为未能安全地捕获一个最终逃亡的主体（subject）？

祛魅研究所主理人。致力于图像创造与图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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